◎潘运明 文/图
天灾人祸催生“生存型武装”
由于做活儿的地方多是穷山恶水，民风剽悍，盗贼土匪出没频繁。他们手握大刀，呼喝来去，纵横自如。这逐渐使淡季啃干馍、喝泉水的蹚匠心跳耳热起来，时不时参与干一些较轻的活，遂出现了明蹚匠、暗匪股群体。
这些人一般崇尚“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不但不掠不劫贫民百姓，不骚扰地方，甚至还拿抢来的财物周济贫民。这种头上裹着巾帕，驰骋着快马，来去自如的蹚匠颇似旧时武将风格。
考“蹚”字，即：徒步涉水。这本是豫西南乡村常用的口语，引申开来，在社会上混人物也称作“蹚”，如“蹚光棍”“蹚蹚路”，混得好就是蹚得开，混得不好就是混打瓦，没蹚成事。“蹚”与“踢”相通，本来有“行为不端”之意，“蹚将”也就被当局和富户用以诬蔑起来反抗的人，而贫民叫起来则颇有褒扬之意。在褒扬之中，人们渐把“蹚匠”叫成了“蹚将”。
随着压迫和剥削的日益加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大小杆子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民国年间的“毒瘤”。起初，为反清而起势的杆子，鲁山、宝丰较有名的就有申白毛、党中义、刘家宾、丘汝林等。但各股人数不多，参与者白天种地，夜晚集股从事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三三两两，势力不大。各股的活动内容亦只限于干些“拉票子”（劫人）、“喊银子”（要钱要粮）等一些为了生计的事情。至清宣统年间，其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尤其是鲁山，除临近城边的几个村寨外，四境各乡几乎都有杆子活动的足迹。活动内容也不再限于劫人和要钱要粮，而普遍提出“打富济贫”“平均地权”的口号。他们常常全股突入村庄，占据仓房，把粮食分给穷人。
展开剩余77%樊钟秀旧居樊家大院
辛亥革命后的30多年间，杆子队伍的发展达到顶峰。从武昌起义之初嵩（县）、伊（阳）的王天纵、丁同声、关金钟、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等相对较大的刀客杆子集团，到反对袁世凯及其军阀的鲁（山）、宝（丰）白朗的“扶汉讨袁军”起义武装、“老洋人”张庆的“河南自治军”和樊钟秀的“建国豫军”3个万人以上的武装集团，以及孙世贵、王太、崔二旦、李老末等十数个万余人或数千人的杆子队伍，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豫、鄂、皖、陕等省的广大地区，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有些杆子在一些时期对历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有些杆子对社会生产造成了破坏。
国民党河南支部长凌钺写给蹚将的信
社会秩序重建下的消亡
从蹚将杆子活动的历史轨迹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1年10月至1922年。1911年10月至1914年8月，豫西杆子大部分加入反清、反袁的潮流，出现两大阵营，一是洛阳的王天纵、丁同声、柴云升、憨玉琨等在河南同盟会的领导下，加入到反清队伍中，与陕西打过来的张钫领导的秦陇豫复汉东征军一起，在豫西一带与清军展开激战。二是白朗起义，响应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时的杆子有王老五、王传新、王书贵、张大麻、师尚武，徐文秀等。1914年8月，白朗起义失败后，大部杆子散了，有的被收编，但仍有部分人结伙拉杆，求食谋生。
第二个阶段：1924年1月至1929年12月。1922年7月至1924年1月，“老洋人”张庆在豫西组织河南自治军，大部分杆子都参加了这一组织。自治军共编12路50个营，主要有：李鸣盛、陈青云、张得胜、王老五等。当时的自治军每到一地都张贴布告，明确政治目的：“打倒军阀”“救国济运”“平均贫富”，并接受孙中山、黄兴的委任，配合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对反军阀封建割据，完成统一民主的历史潮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个阶段：1930年6月到1944年。1930年2月，蒋、阎、冯中原大战前夕，樊钟秀从上海回到许昌，组织豫陕边防军，冯玉祥同时也委任樊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豫西的杆子大多参加了樊军，主要有孙世贵、王太、王老五、赵拉、方中、张国正、宋拐子、崔二旦、崔邦杰等。1930年阎、冯中原大战失败，樊钟秀被炸死，樊军解体，其部下大部分被邓宝珊收编，一部分又重操旧业。继邓宝珊之后，鲁山人郜子举任参谋长，把樊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军，郜任军长。一部分在孙世贵带领下，拉杆到安徽蒙城一带，被国民党部队歼灭，1944年，孙又投靠孙殿英，参加抗日战争。一部分在任应岐率领下向北撤退，到新郑境内遭国民党部队包围，被缴械，任逃往北平。1933年，任应岐和吉鸿昌等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1934年11月9日，任应岐和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饭店被国民党特务刺伤后被捕。11月24日，两人被枪杀。继任应岐之后，他的生前好友程耀德拉起千余人的抗日武装，1944年被编入以李先念为师长、陈少敏为政委的新四军第五师。
第四个阶段：1944年至1947年。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豫西，致使数县沦陷，这一时期的杆子又经过分代组合，有的取名“游击队”但游而不击，脚踏两只船；大多杆子彻底沦为土匪集团，从事劫掠活动；有的逐渐被日军分化。这些杆子主要有黄万镒、平文正、孙凹斗、姚保安及郭金保、王保义、袁营有、徐麻子等。
1947年，陈谢兵团师出豫西，先后解放洛阳、汝州、郏县、宝丰、鲁山等地，土匪杆子勾结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趁地方人民政权尚不巩固和社会秩序动荡之际进行骚扰和破坏，主要有郭金保、路黑山、曲子清、鲁克山、姚子甫、王景元、毛万年、王斗等。他们或明或暗从事对抗人民解放军和民主政权的活动，完全沦为反革命武装，闹得群众夜不出户，人不单行，严重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安定。陈赓司令员明确指出，豫西历来以匪多而闻名，鲁、宝、郏又是土匪“窝子”，匪杆林立，“司令”、土匪多如牛毛，老百姓深受其害。要站住脚，组织和扩大武装，不解决土匪问题，是很困难的。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奉命在宝丰马街组建豫陕鄂第五地委、第五专署和第五军分区。1947年12月下旬，军分区先后将土匪武装16股约2000人，统一集中在宝丰、鲁山交界处，解除其武装。在双庙收编土匪前后，解放军还相继采用和平收编的办法，解除了宝丰、鲁山两地的16股2000多名土匪的武装。至此，豫西杆子全被人民解放军肃清。
蹚将其实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经历了100多年时光洗涤，他们的传说或失去了原来的面目，但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期的杆子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具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
历史是由各种合力向前推进、发展、变化的，用史学的眼光去审视，把前辈人生存的轨迹记录下来，历史才能鲜活地延续。当我们在新时代的坐标上回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旧中国的百年沉沦，再凝视当下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更能读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民族的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以史为鉴、接续奋斗，才能让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无数先辈的理想终成现实。 （下）
来源：平顶山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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